文/甘海斌
近日余读《历代散文选》中司马迁之文——《甘罗十二为上卿》，掩卷沉思，心潮难平。一个十二岁的少年，竟能在群雄逐鹿的战国舞台上，以一言而易数城，以片语而移国运，终获上卿之位，此非天方夜谭，而是太史公笔下的真实传奇。
甘罗，何许人也？他是战国末期秦国政治家，生于公元前约256年，是秦国左丞相甘茂之孙。他自幼以聪慧过人著称，年仅十二岁便成为秦国相国吕不韦的门客，以其睿智脱颖而出。
展开剩余82%据《史记·樗里子甘茂列传》记载，公元前244年，甘罗主动请缨出使赵国。他利用纵横之术，成功说服赵王掌上乾坤，主动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，以成“联秦之势”。随后，赵国发兵攻打燕国，夺取了燕国上谷地区的三十余座城。按照与甘罗的约定，赵将其中的十一座城献给了秦国。甘罗此计，使秦国兵不血刃，最终获得了赵国割让的五城和攻燕后献上的十一城，共计十六座城池，扩展了疆域。因其功绩卓著，甘罗被秦王政（即后来的秦始皇）封为上卿（相当于丞相之位）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外交家之一。甘罗的传奇生涯短暂而辉煌，其事迹彰显了战国时代谋士的智慧与外交策略的重要性，成为古代少年英才的象征。
余为甘氏，通读太史公之文，觉得格外亲切。笔尖流淌的不只是冰冷史迹，更是血脉相连的家族记忆。那位十二岁的少年，不仅是史家笔下的奇才，更是我甘氏一族的精神图腾。他的故事穿越千年时光，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映照出个体与时代相互成就的深刻哲理。
甘罗之功，堪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典范。当秦国欲联燕攻赵遭遇阻碍，丞相吕不韦尚且无策之际，这位少年却以过人胆识请命出使。他先以白起、范雎旧事说张唐，言简意赅直指利害：“应侯欲攻赵，武安君难之，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邺。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。”此言一出，宿将悚然从命。
其后使赵，甘罗更展纵横家本色，直面赵襄王，剖析秦燕联盟之威胁，提出“赵攻燕而秦不救”之妙策，终使赵国献上五城。这番外交斡旋，既免兵戈之祸，又得实地之利，其战略眼光与谈判艺术，令后世子孙引以为豪。
然细究甘罗之成功，非仅凭个人才智，更得益于战国特殊之时势。春秋以降，礼崩乐坏，至战国时期，各国争霸已达白热化。旧有的宗法制度渐趋瓦解，世卿世禄不再是晋身的唯一途径。列国为求生存与发展，竞相招揽人才，而不问出身、不论年龄。
秦尤甚之，自商鞅变法以来，便形成“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的功利主义氛围。李斯《谏逐客书》中“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”之语，正是这种人才观的生动写照。甘罗的脱颖而出，恰是这股时代洪流所孕育的奇迹——若非身处这样一个唯才是举、注重实效的时代，纵有通天之才，亦难有施展之地。
作为甘氏后人，我们既为先祖的智慧而自豪，也理性审视其历史意义。甘罗之奇，重在辩才与临机应变，属外交策士之才，与通过系统改革奠定国基的政治家，在历史影响上存在维度之差。其成功极大依赖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与战国末年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，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。
然其故事至今仍熠熠生辉，正因它提醒我们：人才的涌现需要开放包容、唯才是举的社会机制。昔燕昭王筑黄金台，郭隗建言“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霸者与臣处，亡国与役处”，唯有尊贤重才，方能汇聚四方英杰。
余从甘茂列传中，不仅见一位少年之机智果敢，更窥见一个时代之气象精神。纵观历史，甘罗如一颗流星，在战国夜空中划出短暂却耀眼的光芒。其成功是个人天赋与时代机遇碰撞出的火花，更是我甘氏一族永续传承的精神财富。
当今之世，欲使人才辈出，亦需营造开放多元、任人唯贤的环境，让各类英才不论资历、不囿常规，皆能脱颖而出。先祖甘罗之智，可赞可叹；而其所以能成甘罗之时代，尤当深思。太史公将这位少年的事迹载入史册，或许正是要后世铭记：真正伟大的时代，从不会因年少而轻视任何一颗智慧的种子——这既是历史的镜鉴，也是我甘氏子孙永志不忘的家训。
乙巳之秋於京华馨心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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